本報記者吳珊 昌校宇
我國公募基金行業近期迎來歷史性時刻,總規模首次突破33萬億元。在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如何提升投資者獲得感、構建“回報增—資金進—市場穩”的良性循環,成為推動行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
當前,基金行業存在的“風格漂移”問題直接影響投資者體驗和權益保護,部分產品雖表面遵循基金合同約定,但實際投資方向與產品名稱、投資者理解之間存在較大偏離,這一現象在A股市場波動加劇的環境下更凸顯規范治理的緊迫性。
為促使行業更高質量、更可持續性地發展,中國證監會于2025年5月7日發布《推動公募基金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通過25項系統性改革舉措,著力推動行業從“重規模”向“重回報”轉型。
目前,在政策引領下,市場各方正形成協同效應,一系列積極變化在悄然發生……
投資者遇“盲盒”基金
“基金的實際投資必須與合同約定‘嚴絲合縫’。”一位有過“踩坑”經歷的基民高女士向《證券日報》記者反映了她的投資困擾,“當我們買的基金和宣傳的不符時,投資就像開盲盒、碰運氣,資產配置計劃也會被打亂。”這番訴求道出了不少投資者的共同心聲。
針對這一市場痛點,中國證監會主席吳清在5月7日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要求為每只基金產品設定清晰的業績比較基準,作為衡量產品真實業績的“尺子”,避免產品投資行為偏離名稱和定位,盡量確保投資者所見即所得。同時,圍繞鍛造長期投資的長板,建立健全監管部門、自律組織、評價機構、公司自身等全方位激勵約束機制,督導基金公司全面實施長周期考核,明確三年以上考核權重不低于80%,減少基金經理“追漲殺跌”現象,提高產品長期收益。
對于基金“風格漂移”這一現象,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合伙人周蕾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根據《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運作管理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基金名稱顯示投資方向的,應當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非現金基金資產屬于投資方向確定的內容’。但在實際操作中,部分基金的投資方向、投資組合特征或風格等與基金合同、招募說明書中的約定存在一定偏差,這種情況就是典型的‘風格漂移’。”
上海證券基金評價研究中心負責人趙威表示,除了實際投資與合同約定不符,投資風格頻繁切換,以及投資方向與大眾常規理解的基金名稱所代表的投資范圍存在明顯差異,都應被視為基金“風格漂移”的表現。
不過,上述問題的認定存在一定復雜性。趙威舉例說明:“例如,某只冠以‘互聯網’之名的基金重倉智能汽車股,基金公司可能以‘車聯網’概念來解釋其合規性,但從多數投資者認知來看,汽車和互聯網分屬兩個不同行業。這種專業解釋與大眾普遍理解存在明顯差距。”
記者調查發現,基金“名不副實”的情況在市場上并不鮮見。例如,有名稱包含“低碳”的基金,在合同內的相關描述中“大開敞口”,界定低碳泛指提倡、從事或受益于綠色消費的公司,且由于轉型升級所涉行業仍會外延,今年一季度該產品重倉股橫跨白酒、銀行、黃金等多個與環保關聯度不高的行業。此外,還有某只打著“智能”旗號的基金,在投資目標中提到“重點投資在未來經濟發展中提供智能化生產、設計與服務的企業”,今年一季度其前十大重倉股中有9只是銀行股,1只是保險股。這些產品雖然在合同條款中留有解釋空間,但與投資者的正常預期嚴重不符。
《方案》提出,“強化業績比較基準的約束作用。制定公募基金業績比較基準監管指引,明確基金產品業績比較基準的設定、修改、披露、持續評估及糾偏機制,對基金公司選用業績比較基準的行為實施嚴格監管,切實發揮其確定產品定位、明晰投資策略、表征投資風格、衡量產品業績、約束投資行為的作用”。
業內人士表示,這就像為基金投資鋪設了“軌道”,既明確了發展方向,又劃定了行為邊界,有望從根本上解決“盲盒基金”的亂象。
基金“風格漂移”成因復雜
基金“風格漂移”現象背后的成因錯綜復雜,市場各方對此有著不同角度的說法。
華北地區某中型公募機構產品部人員向《證券日報》記者透露,市場環境變化和基金經理個人能力是主要誘因。“當市場風格劇烈轉換時,面對熱門賽道‘扶搖直上’但原有持倉賽道‘跌跌不休’的壓力,部分基金經理難免會選擇調整投資風向。此外,有些經驗尚淺的基金經理容易跟風抱團,導致投資風格飄忽不定;還有些基金經理為吸引客戶,在產品命名時刻意蹭熱點,但實際投資方向卻與名稱相去甚遠。”
也有基金經理表示:“銷售渠道和投資者對業績的強烈訴求,可能會導致基金經理為了應對短期考核、排名競爭及贖回壓力,不得不追逐短期高收益,從而改變原有投資風格。另外,基金中途‘換將’,也可能出現因投資理念不同引發風格變化。”
在趙威看來,此前行業對業績比較基準的不重視也是造成投資“言行不一”的主因。過去一些名稱中有明顯主題投資傾向的產品,將業績比較基準中的股票指數設定為寬基指數而非行業主題指數,如名稱中有“科技”“互聯網”等主題詞的基金,其業績比較基準為滬深300指數或中證800指數等。由于寬基指數的變動無法準確代表主題行業的真實變動,通過計算基金凈值與其業績比較基準的相關系數就無法準確衡量基金是否偏離約定風格。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無論是基于主動選擇還是被動調整,基金“風格漂移”均不利于行業穩定及高質量發展。
某第三方基金評價機構人士表示,這種行為不僅有違契約精神,更破壞了市場公平。即使以投資者利益最大化為由,也難以自圓其說。加之風格轉換的成敗短期內無法驗證,且在此過程中可能已損害部分持有人權益,最終將動搖投資者對整個行業的信任。
另有業內人士建議,在市場板塊快速輪動時,基金公司若需調整投資范圍等,應向監管部門上報產品轉型申請,或更名、或召開持有人大會修改基金合同,而非直接“風格漂移”。
偏離度指標或推出
事實上,監管部門、基金公司等市場各方,已持續通過制度約束和市場自律為基金投資行為“立規矩”。
在監管層面,2022年4月份,中國證監會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公募基金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要求,“引導基金管理人堅持長期投資、價值投資理念,采取有效監管措施限制‘風格漂移’‘高換手率’等博取短線交易收益的行為。”此次《方案》針對基金“風格漂移”“貨不對版”等問題,進一步明確強化業績比較基準約束力、推行長周期考核等措施。
天相投顧基金評價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一系列改革將推動基金公司從根本上轉變經營理念,從短期業績追逐轉向長期價值創造,真正回歸本源。未來監管部門可能會推出“風格偏離度”計算公式或指標的設計指引,持倉偏離度、行業相關性系數、風格因子暴露度及跟蹤誤差等一些關鍵指標或納入其中,在確保市場活力的同時,加強對非約定行業配置、市值風格偏離等的量化監控。此外,要徹底根治基金“風格漂移”問題,還需建立科學投資的行業文化,并加強投資者教育。
在市場實踐層面,公募機構不斷完善內控機制。一位中型公募機構前臺崗位人員向《證券日報》記者透露:“多數基金公司已建立全鏈條內控管理制度及風控合規體系嚴控產品‘風格漂移’,股票入庫也需逐級履行審批程序。簡單來說,若投資標的不符合基金合同約定,風控部門會出具意見,合規部門會監督調整,未經審批的股票無法入庫及下單購買。”
在相關細則尚未正式出臺的背景下,5月9日以來,部分公募機構已主動調整旗下產品的業績比較基準設置,彰顯機構責任。
趙威表示,調整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業績比較基準設定精細化,包括對股票、債券、可轉債、存款等大類資產指數進一步細化。例如有基金將基準中的全市場綜合債券指數調整為1年期以下短久期債券指數,提升基準的代表性與可比性。二是業績比較基準構成更貼合產品定位。如對可投資港股的基金,在基準中新增香港股票指數等,以匹配產品實際的投資重心。三是更真實地反映基金流動性管理與風險控制策略。部分產品將活期或定期存款利率納入業績比較基準,從而增強基準與實際資產配置之間的一致性。
某小型公募機構內部人員向記者分享了公司的具體實踐:“公司投研團隊近期聯合產品、風控等部門,圍繞存量產品的業績比較基準進行研究論證,優化投研框架,預建‘可適配’的評價體系,確保未來與業績比較基準細則銜接時無縫過渡。”
具體來看,其一,調研全行業同類型基金的業績比較基準設置狀況,為自身產品優化提供參考依據;其二,系統梳理權益類基金的業績比較基準,深入分析公司旗下產品股票庫與業績比較基準相關成份股之間的偏離度、權重差異等,以及權益產品與業績比較基準的跟蹤誤差等。“目前,公司權益團隊正根據《方案》要求,重新審視各產品的長期投資定位,并據此為每只產品調整確定更符合長期價值投資理念的業績比較基準。此外,基于對國內主動權益基金的分析,8%的權益產品與業績比較基準的跟蹤誤差可能是一個較有效的控制指標,或作為公司后續優化風控指標的參考。”上述內部人員如是說。
天相投顧基金評價中心相關負責人建議,基金公司可通過風格因子分析、行業暴露監控、實時偏離預警及定期歸因分析等手段,更好地控制基金“風格漂移”風險。
投資者權益受損可依法索賠
對于投資者如何識別和應對基金“風格漂移”問題,多位專業人士從不同維度給出具體建議。
在識別方法上,趙威建議投資者可通過量化指標進行評估:一方面,通過計算一段時間內(如近1年至3年)基金凈值與業績比較基準的波動相關系數進行初步篩選,對于日頻數據相關性較低的產品,可再結合持倉情況來輔助判斷。另一方面,對于本身沒有明確約定投資方向和風格的基金,可通過統計其一段時間內的持倉集中度,觀察是否存在持續超配某個行業或風格的現象(例如統計產品連續3年每季度對某個行業或風格股票的持倉是否持續超過50%甚至更高)。
周蕾則提示,投資者應特別關注基金前十大重倉股的行業分布與主題賽道,通過對比產品定位與實際資金流向,判斷是否存在“風格漂移”。
當投資者遭遇基金“風格漂移”該如何維權?
天相投顧基金評價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投資者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等法律法規,通過仲裁、調解或訴訟等方式追究基金管理人責任。舉證需對比合同條款、定期報告持倉及銷售材料承諾。
關于責任認定,對于實際投資明顯違反基金合同約定和監管規則要求的基金,周蕾認為:“從合同層面,基金管理人可能因違反基金合同的約定而被投資人追賠;從監管層面,基金管理人可能因違反《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運作管理辦法》中規定的‘基金名稱顯示投資方向的,應當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非現金基金資產屬于投資方向確定的內容’,以及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財產進行證券投資,不得有‘違反基金合同關于投資范圍、投資策略和投資比例等約定’等情形而受到監管機構的追責。”
周蕾進一步表示:“基金管理人、基金銷售機構在推介基金產品過程中,未恰當履行投資者適當性義務;基金托管人存在對于基金產品投資風格監督履職不充分的情形,投資者也可同步要求基金管理人、基金銷售機構、基金托管人承擔賠償責任。”
“賠償責任的認定需考量基金偏離程度。”某頭部私募機構合規部負責人認為,如果投資標的超出合同約定范圍,則是比較嚴重的偏離,對于超范圍部分給投資者造成的損失,基金管理人要承擔賠償責任。
可以預見,在政策引領和市場自律的雙輪驅動下,一個運作更規范、信息披露更透明、真正踐行“投資者利益優先”理念的公募基金新時代正在加速成形。這不僅促使33萬億元乃至更多的資金得到有效配置,還將推動“受人之托、代客理財”的資管本源回歸,為中國資本市場行穩致遠注入持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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