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丨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源頭活水與價值啟示——溯源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間關于金融重要論述與實踐

    目錄

    導論

    一、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理論淵源和鮮明特點

    （一）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理論淵源

    （二）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鮮明特點

    二、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源頭活水

    （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背景下的金融探路

    （二）習近平同志的福建金融印跡

    （三）金融領域治國理政思想的先聲

    三、啟迪世界的中國經驗

    （一）經濟金融共生共榮新范式

    （二）普惠金融的實踐標桿

    （三）綠色金融的先行者

    （四）開放包容的金融合作模式

    （五）金融風險防控的中國方案

    結語

    編寫說明與致謝

    導論

    一條道路的開拓，離不開漫長的積累和艱辛的探索。

    金融是“國之大者”，關系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戰略全局出發，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統籌謀劃，推動金融事業發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逐步走出一條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習近平總書記對金融事業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構成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金融篇。

    福建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實踐地。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基于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外金融發展狀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廣闊視野、前瞻思維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圍繞如何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金融發展道路，進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與具體實踐。

    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既遵循現代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更具有適合中國國情的鮮明特色，是一條前無古人的創新之路。報告認為，這條道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以政治性筑牢發展根基，以人民性錨定價值坐標，并通過“兩個結合”實現金融體系的制度創新與實踐突破，為全球金融發展和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彰顯大國金融的戰略航向。

    報告從“政治性與專業性的有機結合”“效率與公平的協同推進”“自主性與開放性的動態平衡”三個維度，系統分析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鮮明特點，揭示其服務國家戰略、防范系統性風險、促進共同富裕、賦能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的獨特路徑。

    報告認為，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間的金融論述和實踐，系統完備、內涵深刻、成果豐富，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論述前后承啟貫通，在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上一以貫之，在思想內核和內涵要義上一脈相承，為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提供了源頭活水和重要指導，具有超越時空、歷久彌新的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人類文明的演進，總是在時代的浪潮中淬煉真金。當西方金融模式日益暴露其極化與脆弱性時，世界正需要一種新的金融文明邏輯。中國已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持續深化對中國特色金融之路的理論構建與實踐創新，不僅能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彰顯金融力量，還將為全球金融治理貢獻更多中國方案、中國智慧。

    一、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理論淵源和鮮明特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金融工作，堅持把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同當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努力把握新時代金融發展規律，持續推進中國金融事業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奮力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

    （一）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理論淵源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結合”重大論斷，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根本遵循，也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提供了思想指引。

    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的中國化實踐。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始終堅持的方法論。“必須立足國情，從我國實際出發，準確把握我國金融發展特點和規律，不能照抄照搬”“我們要深化對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認識，立足中國實際，走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論述，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馬克思、恩格斯基于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重要學說構建了包括貨幣、信用、銀行、資本等范疇的金融理論，深刻揭示了金融的本質、運行規律和發展特點。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過程中，緊緊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把握中國不同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科學研判金融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形勢，創造性開展金融工作，在實踐創新基礎上推動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不斷實現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和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一系列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中國金融發展注入守正創新、向善向上的文化基因，為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和發展金融事業提供了豐富精神滋養。

    走在世界前列的普惠金融實踐，是對“民為邦本”的有力踐行；綠色金融彰顯“天人合一”的中華傳統文化理念；“居安思危”“量入為出”等傳統治理智慧轉化為金融領域的審慎監管原則……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既遵循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又體現中華文化鮮明特征。這正是“兩個結合”在金融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具象化表達，構筑起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獨特優勢。

    （二）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鮮明特點

    經過多年探索和不斷發展，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呈現出“政治性與專業性的有機結合”“效率與公平的協同推進”“自主性與開放性的動態平衡”的鮮明特點，在服務國家戰略、促進共同富裕、防范系統性風險、賦能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開辟了獨特路徑。

    1.政治性與專業性的有機結合：黨管金融的治理密碼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將金融治理上升為國家戰略能力建設。

    政治性與專業性的有機結合，是黨管金融的治理密碼。一方面，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確保黨中央牢牢掌握金融工作領導權，確保金融發展的正確方向。另一方面，尊重經濟運行和金融發展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用“八個堅持”對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基本要義作出精辟概括，其中“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位列“八個堅持”之首，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最本質的特征，彰顯中國金融發展最大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

    從具體實踐看，中國通過深化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構建起黨領導金融工作的全方位制度體系。2017年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以“一盤棋”的思維和手段來維護國家金融穩定；2023年中央金融委員會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的組建，進一步強化了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一體制創新，既確保金融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又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提供了組織保障。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始終堅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這一原則也始終貫穿于金融工作的發展當中。從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到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從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到強調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從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一系列改革發展舉措體現出黨中央對金融規律的準確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八個堅持”明確了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既有世界觀又有方法論，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金融本質和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中國的金融工作堅持政治性與專業性的有機結合，既避免了西方金融自由化的無序狀態，又克服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僵化弊端。正因如此，中國的金融改革發展成效顯著，金融服務高質量發展的能力不斷增強，風險防控水平不斷提高。

    2.效率與公平的協同推進：“金融為民”的價值坐標

    統籌效率與公平，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注重效率與公平的協同推進，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倡導金融公平。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在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過程中，中國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面提升金融服務效率和水平，更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金融服務需求。中國金融業已從單一的存貸款功能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化金融體系，配置資源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持續增強。

    提升金融服務效率的同時，中國始終把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滿足廣大人民群眾金融需求作為出發點與落腳點。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創新金融扶貧體制機制，有力支持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作用，持續深化民營、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等舉措，構建保護人民群眾財產的“安全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既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生動寫照，更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同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金融發展道路的顯著區別。

    3.自主性與開放性的動態平衡：大國金融的戰略抉擇

    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堅持自主性與開放性并舉，既立足自身實際，具有適合中國國情的鮮明特色，又秉持開放包容的理念，穩步擴大制度型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與世界共享發展機遇。

    堅持走自己的路，這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上下求索得出來的經驗總結。中國特色金融事業必然也要“走自己的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既遵循現代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更具有適合我國國情的鮮明特色，與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質區別。我們要堅定自信，在實踐中繼續探索完善，使這條路越走越寬廣。”

    與一些西方國家主張的金融業過度膨脹、脫實向虛的發展路徑有著重大區別，中國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不同于西方“事后滅火”的監管模式，中國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增強風險防控的前瞻性，提出“對風險早識別、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健全具有硬約束的金融風險早期糾正機制”。

    要實現由金融大國走向金融強國的目標，不僅要堅持自主性和獨立性，也要借鑒國外先進的金融理念和手段，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積極穩妥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要提高金融業全球競爭能力，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A股和債券市場被納入全球指數；發起成立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等……中國金融業在世界金融版圖中的分量愈加重要。

    二、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源頭活水

    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半，領導和推動了福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在福建工作期間，他對金融領域的一系列重大命題，進行了深邃研究和前瞻思考，形成大量原創性理念，開創多項變革性實踐，取得一系列標志性成果，為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提供了源頭活水和重要指導。

    （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背景下的金融探路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持續推進金融資源市場化配置和金融體制改革。同時，歐美等西方國家的金融理論和實踐經驗傳入中國。但中西方金融業有何差異，金融業發展采用何種方式，金融的政治屬性如何體現，金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什么作用？諸多新課題考驗著各級黨政領導干部。

    1985年6月至2002年10月，習近平同志先后在廈門、寧德、福州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在此期間，中國金融領域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由封閉狀態向逐步開放的重大轉變，亞洲金融危機和加入世貿組織等大事件帶來多重挑戰和考驗。福建既是改革開放先行地和對臺工作前沿，承擔著特殊使命任務；同時在現代化征程中也面臨著加快自身發展、消弭城鄉山海差距等現實問題。

    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中國金融發展的內外部環境、階段目標任務都在持續變化。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間的金融論述和實踐是一個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過程，蘊藏其中的主線可以概括為：深刻把握世情變化和立足國情省情實際，推動金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適應社會民生新期待、適應全球化進程。

    （二）習近平同志的福建金融印跡

    習近平同志的工作足跡遍及八閩大地，從經濟特區到落后山區，從繁華都市到偏遠鄉村，從廠礦車間到農家田舍。在深入實踐和廣泛調研的基礎上，習近平同志對金融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極具前瞻性、開創性、戰略性的理念創新和實踐探索，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金融印跡。

    1.為金融體制改革探路

    1980年10月，廈門經濟特區正式成立，承擔改革“試驗田”、開放“窗口”和現代化建設“排頭兵”的重要使命。1985年6月，廈門經濟特區擴容至全島。恰逢此時，習近平同志來到廈門工作。那時的廈門市容市貌舊、經濟基礎差、金融設施薄弱、資金短缺嚴重，至于如何在經濟特區推進金融改革開放，更是少有經驗可循。

    當時，習近平同志分管計劃、財稅、金融等工作，同時擔任金融體制改革、經濟特區管理建設等領導機構負責人，工作任務繁重。習近平同志認為，“作為領導者，既要立足于當前，更要著眼于長遠，甘做鋪墊工作，甘抓未成之事。”秉持這樣的理念，到廈門后不久，習近平同志便牽頭成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辦公室，主持編制《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

    這是中國地方政府最早一部縱跨15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其中專篇規劃了廈門市金融業發展戰略，并在全國首次提出了“離岸金融”。當時曾經參與編制工作的廈門大學教師吳國培回憶，這份戰略規劃提出了廈門金融業的發展模式和階段目標，并提出建立一個以人民銀行為領導、專業銀行為主體、多種地方金融機構為補充的多種金融成分并存、分工協作的特區金融體系。

    在習近平同志的領導推動下，廈門率先建立經濟特區金融體系，率先借外債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率先成立外匯調劑中心，不斷推動金融機構企業化經營，成立華僑投資公司和地方保險機構，成立全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一系列開創性金融改革舉措為廈門金融業發展注入澎湃活力，同時也為全省乃至全國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

    2.金融扶貧的創新實踐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寧德地區壽寧縣下黨鄉，是省級特定貧困鄉，地處偏遠，一窮二白。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時曾三進下黨，現場解決問題、推動發展。

    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寧德地區分行副行長的吳成居同志回憶：1989年7月19日，習近平同志一進下黨鄉時，當地行政村還沒有農村信用社。農村金融服務是脫貧致富十分重要的基礎條件，農村信用社要貼近農村基層，才能夠發揮扶貧信貸方面的作用。

    在習近平同志的囑托下，當地金融部門及時完善農村地區金融機構和涉農金融服務，當年即指導將下黨鄉信用站升格為下黨鄉信用社，充實了人員和技術力量，為下黨鄉填補了金融服務空白。

    1989年7月21日，下黨鄉發生百年不遇的洪水災害，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遭受嚴重損失。洪災發生后，習近平同志冒雨步行一個多小時，二進下黨鄉，為洪災中的百姓送去慰問金和災后重建資金。隨后，新成立的下黨信用社也根據茶園受損、農田被淹、牲口圈進水情況，第一時間給受災村民信貸資金支持，幫助他們恢復生產、重建家園。

    此后，福建全省人行系統積極謀劃和創新農村金融工作，指導當地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等涉農金融機構延伸網絡，暢通渠道，完善農村支付體系，布設普惠金融服務點，為農村地區居民提供諸多種類的基礎金融服務，推動福建在全國較早實現了“金融服務不出村”。

    3.治理“標會”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標會”是一種民間融資形式，具有金融互助性質和理財功能。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標會”在寧德地區一度風靡，這種形式游走在法律之外，性質復雜，風險極高，一旦“倒會”，將嚴重危及群眾資金安全和社會穩定。1988年底，寧德發生一起“倒會”事件，涉案金額超過億元，涉及2萬多人，一些機關單位的干部也牽涉其中，影響極壞。

    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對治理民間標會、維護金融穩定高度重視。針對“倒會”事件的影響，當時基層有一些說法，希望政府出一種“會票”，以“中間人”擔保的形式用以兜底。習近平同志在深入了解情況后，明確提出三點要求：一是不要隨意定性，要按證據辦事。二是政府“會票”不能發。要重視民間調節方式在此類事件處理過程中的應用。三是各級政府要加強力量，深入細致做好群眾工作，控制事態發展，保持社會穩定。在習近平同志的領導下，寧德各部門迅速采取措施，有效遏制民間“標會”亂象，維護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

    華閩公司是1980年經國務院批準成立的福建省駐港“窗口”公司。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以及自身經營管理上的問題，公司經營出現巨額虧損，嚴重資不抵債。如何應對處置華閩公司債務危機，事關福建的信譽和形象，影響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福建省委、省政府經過權衡，決定對華閩進行重組，展開救助。當時沒有可以參照的經驗，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習近平同志親自出馬，同相關方談判，向國務院申請外匯指標，向銀行申請購匯人民幣規模。經過兩年零八個月的努力，華閩公司重組成功，成為中資企業債務重組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經驗有效引領福建金融發展避過了前進路上的許多急流險灘。福建始終把守住風險底線作為金融發展的一條重要原則。截至2025年5月末，福建省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1.19%，低于全國銀行業平均水平；非法集資活動蔓延勢頭得到有力遏制，是全國政府債務風險最小的省份之一。

    4.支持實體經濟和地方發展

    廈門是中國第一個修建機場、第一個開辦航空公司的經濟特區。廈門航空初創階段面臨“地無一寸、房無一間，沒飛機、沒機組”的困境。廈門市政府成立廈門機場擴建工程科威特貸款領導小組，習近平同志不僅親自“掛帥”擔任組長，而且“出征”多輪談判，最終爭取到1800萬美元的貸款，解決了機場擴建的燃眉之急。

    為了解決廈門航空飛機、人才短缺問題，習近平同志協調由廈門中行進行擔保，向美國波音公司租借了2架飛機用于初期運營，還協調支持廈門航空從部隊的飛行員和飛機維修人員中引進專業人才，托起了廈航一飛沖天的“翅膀”。

    福建是民營經濟大省，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福建的代表性民營企業之一。福耀玻璃曾在1994年因同時投產汽車玻璃與廠房等項目，導致資金鏈緊張，面臨生存難題。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指導當地政府協調福耀玻璃公司重組，四家股東實施了股權置換，完善公司治理，為公司引進外資創造了條件，成功化解了企業的資金危機。由此，福耀玻璃走上健康發展之路，逐步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汽車玻璃專業供應商。

    5.“敲開銀行門，盤活萬重山”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山林是重要生產資料和致富門路，但囿于林業生產特性和金融服務創新滯后，歷史上廣大林區和林農長期得不到金融“活水”的滋潤，滿目青山成了老百姓眼中“不開門的綠色銀行”。

    “靠山吃山唱山歌”，上世紀80年代，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調研后，創造性地提出“森林是水庫、錢庫、糧庫”的綠色發展理念。當時一些造林大戶想要通過銀行貸款擴大規模，但卻苦于缺乏可抵押資產。習近平同志開創性地提出發展“活立木貸款”的思路，即老百姓種下的是樹苗和小樹，但再過二三十年就能成為價值不菲的參天大樹，能不能用這個作為資產去貸款？思路提出后，當年寧德全區“活立木”市場正式開放，為金融服務林業打開了方便之門，在廣大林農中產生了強烈反響。

    為改變廣大林農守著金山銀山過窮日子的狀況，2002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同志按下了福建林權制度改革的啟動鍵。沒有觸及產權，就不會觸動林農的心。習近平同志采納并推廣將林地經營權和林木所有權從林地集體所有權中獨立出來，且歸屬林農的創新做法，并作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林改’的方向是對的，關鍵是要腳踏實地向前推進，讓老百姓真正受益”等重要指示，為福建林改一錘定音、明確方向。

    林業生產前期投入大、經營周期長，資金回籠慢。在擘畫林改方案時，習近平同志進一步提出：確權到戶后，要注意發現新矛盾、研究新問題，比如“錢從哪里來？一定要考慮如何打通農民和銀行之間融資渠道”。

    20多年前，由于缺乏抵押物等困難，林業信貸的發展幾乎是一片空白。正是這場觸及產權的改革，不僅真正實現了“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以及“國家得綠、林農得利”，也為金融賦能林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沿著習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我國林業投融資體制改革不斷取得突破，林權的金融屬性被充分激活，涌現出林票抵押貸、林業碳匯貸等系列創新金融產品，“敲開銀行門，盤活萬重山”的美好愿望如今已枝繁葉茂。

    6.“興業”之路的啟示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批股份制商業銀行應運而生，肩負著為“金融改革探路”的使命。作為首批股份制商業銀行之一，1988年8月成立的興業銀行在草創之初募資困難，參與籌建的員工一度上街擺攤吆喝售賣股份。

    當時，習近平同志剛剛來到寧德任地委書記。面對省政府鼓勵各地市積極入股興業銀行的號召，屬于“老、少、邊、島、窮”地區的寧德積極響應，從緊張的財政中拿出300萬元認購興業銀行股份。興業銀行首任行長陳蕓回憶，“這比當時的發達地市還多”。

    進入新世紀后，為把握全國發展機遇、增強抵御風險能力，興業銀行開啟了增資擴股、更名上市、走出福建、走向全國的歷程。2001年，習近平同志在《興業人》創刊寄語中，指導興業銀行“以從嚴治行、專家辦行、科技興行為基本方略，加快自身發展，推進金融創新，服務經濟建設，把根扎在八閩大地，把枝葉伸向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加快推進全國性現代化商業銀行建設步伐。”

    從1988年誕生至今，興業銀行實現了從地方性銀行、區域性銀行、全國性銀行、上市銀行、現代綜合金融服務集團的多級跨越。

    （三）金融領域治國理政思想的先聲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總是善于跳出金融看金融，從政治高度和戰略全局去把握金融的本質、定位、規律、功能等重大問題，這些探索實踐蘊藏著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這里能尋找到習近平同志金融領域治國理政思想的活潑發萌和生動注腳。

    1.堅定的政治立場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證。”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始終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著力提高黨員干部對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使黨的主張貫穿于金融工作的方方面面。

    在寧德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在《提倡經濟“大合唱”》一文中指出：“‘經濟大合唱’，得有總指揮”“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在他的指導下，黨政部門不斷提高對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把金融工作擺在突出位置，切實抓緊抓好；金融管理部門及銀行等金融機構加強支持和服務經濟發展大局。這些實踐對今天各地各部門正確用好金融、管好金融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2.深厚的為民情懷

    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始終堅持“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倡導“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強調牢記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在干事創業、推動發展中展現出深厚的為民情懷。

    在寧德、福州和省里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多次到連家船民家中走訪，一直惦記著這個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特殊貧困群體。在推動連家船民上岸定居的過程中，他專門指出，連家船民搬遷，不能把房屋蓋起來就算完事，更要讓他們有生活、有出路、能掙錢，不能人上岸了，心還留在船上。要從信貸、稅收、財政等方面加大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人口的扶持力度。

    從改善貧困地區金融服務到治理“標會”維護群眾資金安全，從紓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到構思林業信貸新路，習近平同志持續推動金融扶持基層群眾和改善薄弱環節，深刻詮釋了“金融為民”的核心價值取向和正確發展方向。

    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間踐行“金融為民”理念的生動實踐表明，新時代金融工作要在支持擺脫貧困、邁向共同富裕，共享發展成果、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擔負起更多職責使命，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為民造福中不斷夯實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3.高度的文化自信

    “中國特色”之所以立得住、行得遠，根本在于它深植于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厚土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武夷山朱熹園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深刻揭示了當代中國道路與古老文明之間不可割裂的血脈關系，也為我們理解“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提供了最生動的詮釋。

    若無現代制度的支撐，文化血脈難以綿延生長。紅色金融便是傳統智慧與革命實踐的歷史接榫。福建是著名革命老區，紅色金融歷史文化積淀深厚，在閩西原中央蘇區，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先驅們建立了首家紅色銀行、首批紅色金融合作社、首家股份制合作商業銀行，這些“槍桿子”與“錢袋子”相結合的創造性實踐，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是中國特色金融事業發展的早期雛形和生動實踐。

    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間，延續了“為民理財、以義制利”的精神，倡導“弱鳥先飛”式普惠金融，用“活立木”抵押撬動林業貸款，用金融杠桿激活民營企業活力。這些實踐把傳統“義利觀”同現代市場經濟規律有機結合，把紅色金融“聽黨指揮、服務人民”理念持續轉化為良好的地方金融治理能力。

    習近平同志在福建這塊鐫刻紅色金融基因的土地上進行金融探索實踐，傳承了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重視金融、發展金融、用好金融的重要思想，弘揚了堅持黨領導金融、金融服務人民、維護金融安全等重要思想，和中國共產黨人在閩西開創紅色金融事業的奮斗歷程同源同脈、遙相呼應，是中國特色金融文化的生動注腳。

    中國式現代化植根于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董昀認為，中國的金融現代化進程，既要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吸收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更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以我為主，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堅定不移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

    三、啟迪世界的中國經驗

    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本質意義，在于重構金融與社會的新型契約關系，開辟了一條“金融向善”的制度化路徑。中國方案以實踐回應了一個世界性難題：金融不應淪為資本自我增值的“利維坦”，而應成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助推器。中國金融治理模式最深刻的全球啟示在于，通過黨的領導的制度優勢和市場機制的創新融合，實現了三重范式突破——將金融從華爾街的“金錢游戲”轉變為實體經濟的“供血系統”，從精英階層的“財富機器”轉變為普惠發展的“資源配置樞紐”，從周期性危機的“策源地”轉變為維護系統性穩定的“減震器”。這一東方智慧昭示：當金融被有效嵌入國家治理框架，其服務人類共同價值的潛能將得到極大釋放。

    （一）經濟金融共生共榮新范式

    20世紀70年代開始，資本驅動下的經濟和金融在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出現“脫實向虛”的傾向，金融資本形成自我循環、自我擴張的機制，造成實體經濟與金融的失衡。美國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曾在上世紀90年代末提出警告，當今世界值得關注的新趨勢是金融與實體的反向關系。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面對日本和德國的競爭壓力，美國實體經濟利潤率下滑，金融資本轉向短期逐利，表現在垃圾債券市場擴張，企業經營目標轉向“股東價值最大化”等。這一轉變加速了制造業萎縮——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從1960年的27%降至目前的10%左右，制造業就業人數從1979年的接近2000萬峰值降至目前的1200多萬。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試圖推動制造業回流，但全球化形成的產業鏈難以簡單被政治因素逆轉，金融資本的短期逐利與制造業的長期投入矛盾始終無解。

    如今，金融體系自我循環、資本“脫實向虛”等現象正引起越來越多國家的警惕和反思。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

    早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就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有著深入思考。他明確提出，經濟的發展與財稅金融業的興旺是相輔相成的，要處理好金融工作和其他經濟工作的關系。在實踐中，習近平同志一貫堅持從服務實體經濟出發推動金融改革創新，不斷提高金融服務水平，指導金融部門積極支持企業，為企業排憂解難，有效供給資金，保證和促進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從構建多層次金融體系支持經濟社會多樣化需求、疏通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傳導機制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到信貸資源向制造業、新基建、新能源傾斜；從創新綠色金融制度，以金融助推“碳達峰、碳中和”戰略，到推進金融科技與數字化轉型，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中國金融體系在結構優化、政策引導、制度創新和科技賦能等多方面發力，有力支撐了制造強國、創新驅動、鄉村振興和綠色轉型等發展戰略，穩固中國經濟的發展根基。

    中國注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目標模式為全球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治理范式，其核心在于構建金融與產業共生共榮的生態體系，有效規避了西方金融資本異化帶來的結構性危機。這種發展哲學對深陷“脫實向虛”困境的發達國家具有借鑒價值，對亟需工業化融資的新興市場提供了可參考的制度模板。

    （二）普惠金融的實踐標桿

    普惠金融是衡量一國金融體系包容性與公平性的試金石。當今世界，無論是全球維度還是國家內部層面，西方主導的金融治理模式正暴露出日益尖銳的結構性不公。從世界范圍來看，美西方金融機構以“市場化、私有化、減稅”之名向全球南方國家輸出貸款和金融規則。從國家內部來看，社會結構性不平等、信用體系歧視和金融商業模式局限，決定了美西方的普惠金融難以擺脫服務質量不均衡、底層用戶負擔高的雙重困境。

    相比之下，中國在構建普惠金融體系上的實踐為世界提供了一條可行道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利益為根本考量，普惠金融被置于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高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一方面，通過政策引導與市場化機制并舉，推動信貸、保險、支付等基礎性金融服務在縣域和鄉村“增量擴面”，實現“鄉鄉有機構、村村有服務、家家有賬戶”，讓普惠金融服務有效助力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實現生產發展、風險抵御和穩定增收。另一方面，在提升數字金融普及效率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以數字技術賦能金融創新，通過移動支付、數字信貸和場景化保險顯著提升邊遠地區的金融服務可得性，幫助貧困人口融入數字經濟，真正讓中小微企業、低收入群體和困難群眾共享金融發展成果。

    善澤天下，利濟蒼生。這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崇高理想，也是習近平同志在福建期間借力金融精準扶貧，探索中國特色金融工作的落腳點。他關注并著力改善貧困地區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服務，提出建立起適應貧困地區婦女互幫、互學、互保、互督的小額信貸運作機制；用財政資金的杠桿撬動銀行貸款，推進棚戶區改造工程；提出“活立木貸款”的新思路并持續推動林權改革，為金融賦能林業林區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在持續探索中，我國普惠金融創新實踐不斷豐富完善。在借鑒各地農村產權交易融資實踐基礎上，寧德市在福建省內首創農村生產要素流轉融資服務機制，盤活林木、茶園等農村“沉睡”資源，在此基礎上推出漁排養殖貸、福海貸、福茶·契約貸等創新信貸產品，葡萄、梔子花、大黃魚等多個價格指數保險，和古田油茶天氣指數保險等創新產品險種，助力農業特色產業發展，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普惠金融創新發展的示范路徑。2019年4月，老撾國家代表團赴寧德考察精準扶貧經驗做法，這正是中國普惠金融經驗國際影響力日益上升的生動寫照。

    （三）綠色金融的先行者

    “我們用血汗和淚水來資助工業革命，現在又要為溫室氣體付出代價。”加勒比島國巴巴多斯總理米婭·莫特利在第27屆聯合國氣候大會上（COP27）上的控訴揭開了全球氣候治理的結構性不公。

    全球南方國家越來越意識到，應以綠色金融工具創新突破氣候融資枷鎖、重構金融底層邏輯，用制度性變革改寫“氣候殖民”敘事。有關專家提出“綠色債務重組”的概念，建議在主權債務重組中引入生態和氣候投資條件，以應對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債務和氣候挑戰。

    中國作為綠色金融制度創新的先行者，率先完成了從理念到實踐的系統躍遷。中國構建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綠色金融生態：綠色貸款余額突破40萬億元，綠色債券發行量位居世界第一，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已覆蓋電力、鋼鐵、水泥等重點行業。這一體系以“讓資源變資產，讓資產生資本，讓資本促修復”為核心邏輯，在綠色信貸、綠色認證、碳金融等方面開展制度創新，通過確權、定價、保險、擔保等機制，使自然資本成為可抵押、可交易、可增值的現代金融資產。

    福建提供了基層模板。早在1987年，習近平同志就于寧德提出“活立木貸款”的構想，讓林農用成材前的樹木獲得貸款。今天的福建已經迭代出“林e貸”“碳匯貸”“藍碳指數保險”等一攬子產品：林農借助碳匯計量平臺，將未來減排收益折算為貸款額度；漁民通過藍碳保險，對沖紅樹林修復期間的收益波動；以再貸款和地方政府貼息降低綠色融資成本，形成“生態修復—綠色產業—社區增收—債務可持續”的閉環。這一模式不僅盤活了沉睡資源，也讓資本參與生態治理的收益可預見、風險可分擔，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金融領域的生動實踐，為全球南方國家綠色金融發展提供了可借鑒模式。

    （四）開放包容的金融合作模式

    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正在經歷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的一次深刻調整。一方面，美國政府在“美國優先”理念下強勢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嚴重損害多邊合作框架，并通過金融制裁和長臂管轄將美元武器化的行為持續升級，疊加美國深陷債務泥潭，全球對美債、美元產生信任裂縫；另一方面，金融科技迭代帶來的“數據主權”議題與“接入壁壘”風險，讓廣大發展中國家日益警惕潛在的“數字殖民”等問題。多重沖擊之下，全球金融秩序從昔日“單極穩定”向“多元均衡”加速演進。

    這種背景下，探索開放包容的金融合作模式是各國應對不確定性和挑戰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鮮明特征。首開中國銀行業戰略引資先河、率先建立經濟特區金融體系、率先借外債搞基礎設施建設、率先成立外匯調劑中心……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立足福建實際，大力推進金融改革開放，為福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金融保障。

    近年來，中國持續完善金融開放政策體系，優化跨境金融產品和服務，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水平，加快股權、基金、股票、債券、理財等領域的雙向開放進程，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更多便利。當前，中國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正穩步擴大金融領域的制度型開放，吸引更多外資金融機構和長期資本來華展業興業，切實提升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深化國際金融合作。依托二十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平臺，中國正通過多邊機制、區域協作和雙邊對話等方式，推進全球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協調，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新型解決方案。

    （五）金融風險防控的中國方案

    從美國次貸危機、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等系統性金融風險，到瑞士信貸危機、硅谷銀行危機等銀行風險，西方發達國家金融領域風險事件不斷，暴露出西方金融監管的不足與風險預警機制的失效。

    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是極少數在近幾十年未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主要經濟體之一，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這與中國獨特的金融治理模式密切相關。在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發展觀決定了中國的金融治理模式既要保持金融活力、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又要規范金融秩序、防止金融野蠻生長。在長期探索中，中國持續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健全金融風險監測評估框架，堅持對風險早識別、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形成了“黨管金融+宏觀審慎+功能監管”的金融監管模式，正在重塑全球金融穩定新范式。

    回溯習近平同志在福建的金融實踐，強烈的風險意識和底線思維根植在中國特色金融體系的基因里。在全球金融風險顯著抬升、外溢沖擊不斷的當下，中國方案的價值日益凸顯：通過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金融與實體經濟同頻共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發展觀，將系統性風險防控置于首位；通過逆周期調節、資產負債表穩健管理等，既避免了金融機構過度投機，也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可持續的資金供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報告中肯定了中國宏觀審慎工具的有效性，并建議新興市場經濟體參考。

    結語

    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理論淵源在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條道路不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撐，更以“和合共生”“義利并舉”的東方智慧為世界金融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既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展現中華文明的當代價值，終將形成兼具中國特色和世界意義的現代金融文明新形態，為人類應對全球金融風險挑戰貢獻中國智慧。

    編寫說明與致謝

    《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源頭活水與價值啟示——溯源習近平同志在閩金融論述與實踐》智庫報告課題組由新華社社長、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學術委員會主任傅華任組長，新華社總編輯、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呂巖松任副組長，新華社副總編輯、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學術委員會執行副主任任衛東任執行副組長。課題組成員包括劉剛、江時強、崔峰、陳芳、趙曉輝、涂洪長、程征、李延霞、秦宏、曹筱凡、吳雨、劉開雄等。

    課題于2024年12月啟動，歷時半年多采訪、調研、撰寫、修改、審校完成。

    在報告寫作和發布過程中，中國人民銀行福建省分行行長張慶昉、國家金融監管總局福建監管局局長傅平江、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玉舉、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黨委副書記羅煜、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董昀、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朱孟楠、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興祥、興業銀行董事長呂家進、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春麗等給予了多方面的幫助和指導，在此一并表示誠摯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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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丨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源頭活水與價值啟示——溯源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間關于金融重要論述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