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加稅道路上越走越遠。在4月初計劃將企業稅從21%升高到28%之后,拜登政府又計劃將年收入超100萬美元人群的資本利得稅從目前的20%提升至39.6%,疊加投資收益附加稅和州層面的稅收后,包括紐約、加州等地區在內的富裕人群資本利得稅將超過50%。
對此方案,高盛大呼,一旦成行,將是美國富有人群100年來支付的最高投資收益稅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一比率從未超過33.8%。過去多年,美聯儲量化寬松推高資產價格,加劇貧富分化,索羅斯、巴菲特等美國超級富豪曾多次發布聯名信,呼吁政府“對自己開刀”,征收適度的“富人稅”,試圖緩解美國的貧富懸殊問題。
但在疫情沖擊下,貧富懸殊問題變得更為棘手,美國經濟學家甚至發明了“K型復蘇”一詞,代指一部分人的財富大增,但相當一部分人的實際收入、就業和生活水平是惡化的。美聯儲報告顯示,2020年美國最富有的前1%和10%人口分別占全部家庭財富的30.5%和69%,最窮的50%人口僅占全部家庭財富的1.9%。
此刻,拜登政府不斷提高美國富人階層的稅率,既是無奈之舉,也是一個必然。當前,美國政府債占GDP比例高達140%,超過二戰最高峰,入不敷出,非金融部門債務占GDP的比重上升至280%。
在龐大債務負擔下,拜登政府為了拯救經濟,還要繼續擴大財政刺激力度,推出2.25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一攬子計劃。為了基建籌資,美國財政部公布了《美國制造稅收計劃》,對上一任政府減稅政策改弦易張。
但是,對富人加稅設想能否成真,外界并不看好,因為任何這樣的上調都需要國會通過。高盛就認為,翻倍的富人稅只是拜登政府的一廂情愿,美國國會最多通過28%的稅率。最后結果如何,有待進一步觀察。但是,美國這幾年在減稅和增稅之間反復,反映出美國債務危機的深化,也給了我們一個提醒:如果沒有財稅改革做基礎,沒有充足的財源做基礎,推動產業創新升級和緩解貧富懸殊問題都難以實現。